共产主义ABC第六章

第四十六节 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我们党第一个提出并实现了苏维埃政权的要求。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1917年

第四十六节 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我们党第一个提出并实现了苏维埃政权的要求。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下，1917年发生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在我们党提出这个口号以前，这个口号根本没有实现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从头脑里”臆造出来的。相反，它产生了，它诞生于生活自身的深处。早在1905——1906年的革命中就产生了工人的阶级组织：工人代表苏维埃。在1917年的革命中这类组织的出现数不胜数：先是工人苏维埃，士兵苏维埃，后来又有农民苏维埃，象雨后春笋，几乎到处都纷纷出现。很清楚，这些以争取政权而斗争的机构的形式出现的苏维埃必然要成为政权机关。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前，很多人都在谈论无产阶级专政，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究竟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实现。现在俄国革命找到了苏维埃政权这种形式。苏维埃政权实现了无产阶级的专政， 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参加自己的苏维埃，并且在农民的帮助下镇压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反抗。以前很多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可能以所谓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出现，这个共和国应由立宪会议来建立，并由阶级的人民选举出的会议来管理。直到今天机会主义者和社会妥协主义者还在坚持这种意见，说什么只有立宪会议和民主共和国才能把国家从苦难的内战中解放出来。但是，实际生活证明事情恰恰相反。例如，在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之后曾建立了这样的共和国。然而，那里在1918年和整个1919年进行了流血的斗争。工人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始终要求建立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成为无产阶级真正的国际性口号。世界各国工人都在提这个口号，并把它同工人专政的口号联系起来。生活证明我们的要求是正确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个口号不仅适用于我们俄国，而且适用于一切有无产阶级存在的国家。第四十七节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依靠的是普遍投票和所谓的“全民的”、“全民族的”、“超阶级的”意志。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立宪会议等等的拥护者们说我们违背了民族的意志。现在我们首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在本书的第一部分里已经知道，现代社会是由利益互相矛盾的阶级所组成的。这就是说，如果延长工作日对资产阶级有利，那么它对工人阶级就没有利，等等。阶级是不可能调和的，就象狼和羊是不可能调和的一样。狼喜欢吃羊，而羊则必需实行自卫。如果事情是这样（而且绝对是这样），那么试问：能否确定一种狼和羊的共同意志？是否能找到一个羊与狼的共同意志呢？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会说，这是无稽之谈。羊与狼的共同意志是不可能的。二者之中只可能有一个：或者是狼的意志，使被欺骗和被压迫的羊听从狼的摆 布；或者是羊的意志，使狼不敢冒犯羊并把这批野兽打死。在这里不可能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走。同样，很明显，关于阶级的情况也是一样。在现代社会里，阶级反对阶级，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它们是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能有什么资产阶级和工人的共同意志呢？很清楚，正象狼和羊的情况一样， 资产阶级和工人不可能有共同愿望和志向。只能说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志，它把自己的意志用各种方法强加给被压迫的多数人民；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意志；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资产阶级。在国内战争和革命的时期，即在旧世界就要垮台的时候，谈论什么全阶级的意志和“全民族的利益”，那就更为荒唐。在这里，无产阶级想的是要改造世界，资产阶级想的则是要巩固旧的奴役制度。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能有什么样的“共同”意志呢？很清楚，关于全民的意志这种说法如果是指一切阶级而言的，那就是欺骗。这样的共同意志是不存在的，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但是，这种欺骗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资产阶级需要它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资产阶级是少数。它不能公开说是一小撮资本家在实行统治。因此它需要欺骗，说它是以“全体人民”、“一切阶级”、“全民 族”等等诸如此类的名义实行统治。在“民主共和国”里是怎样实行这种欺骗的呢？无产阶级在这里受奴役的主要原因是它在经济上受奴役。哪怕在最民主的共和国里，工厂也都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土地掌握在资本家和地主手里。工人除了劳动的双手以外一无所有，贫苦农民只有微不足道的一小块土地。他们终生被迫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工作，遭受自己主人的压迫。在文据上他们可以有很多东西，而在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因为一切财富、资本的权利都掌握在他们敌人的手里。这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美国、瑞士、法国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都是最卑鄙的帝国主义分子、托拉斯和银行大王，即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在掌权。最民主的共和国是1919年出现的德意志共和国及其国民会议。然而要知道，这是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刽子手的共和国。苏维埃政权实行新的、完美得多的民主形式——无产阶级的民主。这种无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在于，它以生产资料转到劳动者手里为基础，也就是以削弱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实行这种民主时，恰恰是过去被压迫的群众及其组织在变成为管理机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有工人和农民的组织；因而，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它们也存在。但是，它们受到富人组织的排挤。相反，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富人没有财富了。而工人、农 民-半无产者等等的群众性组织（苏维埃、工会、工厂委员会等等）则成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真正基础。在苏维埃宪法的第一条里规定：“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政权归这些苏维埃掌握。”苏维埃民主不但不排除工人组织参加管理，而且相反地，它把这些组织变为管理机关。由于苏维埃和其他工农组织吸收了千百万劳动群众，所以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发动起无数从前被遗忘的和在底层奔波的人们去执行新的任务。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工人和贫农通过苏维埃、工会、工厂委员会参加到共同的工作中来。到处都是这样。在外省的小城镇和农村里，人们开始从事过去从未干过的管理和建设新生活的事业。苏维埃政权还通过这种办法来实行各地方的广泛的自治，吸收广大群众参加这项工作。显而易见，我们党的任务就是大力发展这种新的、无产阶级的民主。我们应当努力使最广大的无产者和贫农阶层参加苏维埃政权机关里的工作。列宁同志早在革命以前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就正确地说过，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甚至每一个厨娘都学会管理国家。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在实现这一任务的道路上还有大量的障碍。这些障碍首先就是群众的文化水平不高。先进工人是一个比较精干的阶层。例如五金工人就是这样。但是也有落后阶层，农村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往往缺乏足够的主动性和首创精神，这样他们就可能使自己置身于事外。我们党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一步一步地把这些阶层也吸引到共同的国家工作中来。当然，要使越来越多的阶层参加这一工作，只有通过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组织性的办法，这同样也是党的任务。第四十八节 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性和暂时性资产阶级总是以“全民事业”的伪装来掩盖自己的阶级统治。资产阶级作为一小撮寄生虫又怎能公开承认它把自己的阶级意志强加给全体人民呢？它怎能说国家里它的强盗联盟呢？它当然不能这样做。甚至当资产阶级打出血腥的将军独裁的旗帜时，它也会说这是“全民族的”事业。但是在所谓的“民主共和国”里，资产阶级对人民的欺骗手法则更是巧妙。在这里，资产阶级实行统治和实行独裁总是遵守着某些“看得见的”东西，如它每隔三至四年也给工人们一次投选票的权利，但是并不能让他们参加管理。然而资产阶级却高喊什 么“全体人民”管理。苏维埃政权在所有人面前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它对自己是阶级的政权，苏维埃国家是穷人的专政这一点无需隐瞒。它甚至在名称上也突出了这一点；工农政府就是所说的苏维埃政权的政府。在宪法中，也就是在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根本法中，直截了当指出：“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目前在同剥削者进行决战的时刻，在任何一个政权机关中都不能让剥削者有立足之地。”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不仅承认自己的阶级性，而且要坚决剥夺敌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那些阶级的代表人物的选举权，并把他们从政权机关中清除出去。为什么苏维埃政权能够并且应当如此直言不讳呢？因为它是真正的劳动人民的政权，也就是大多数人的政权。它对自己是诞生于工人街区这一点无需隐瞒。相反，它越是突出自己的出身和作用，它就越能接近群众，越能顺利地同剥削者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情形不会永久地延续下去。问题的实质是需要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一旦这些剥削者被镇压、被制服、变得规规矩矩；一旦他们得到了改造，并变成象其他人一样的劳动者，那么当然，任何“压制”就将越来越趋于消失，无产阶级专政也将逐渐消失。这正如我国宪法中所说（见第2篇第5章）：“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在当前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城乡无产阶级和贫农的专政，即建立强大的全俄苏维埃政权，以便彻底镇压资产阶级，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实现没有阶级区分和没有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我们党的任务就是由此而来的。党应当不断地揭露资产阶级一面给予工人以某些权利，而一面又使工人在物质上依附于雇主的种种欺骗行径。党的任务就是要运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全部手段来镇压剥削者。但与此同时，党的任务还在于，随着对剥削者及其奴仆的镇压，随着对这些人的“改造”，逐渐地削弱和废除那些原来使用的措施。我们假定，知识分子已靠近工人阶级，他们不再对工人阶级牢骚满腹，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已经完全站在工人阶级政权的一边，他们同无产阶级和睦相处。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当然，这只是时间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给这些知识分子以一切权利，接收他们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当然，在全世界还在向无产阶级共和国进攻的日子里，谈论这种权利扩大还为时过尚早。但是我们应该不断地阐明，这一点将会实现，如果能更快地永远制止住剥削者反对共产主义的所有各种各样的企图，这一点就会实现得更快。这样，无产阶级的国家将逐渐地消亡，变成没有国家的、消灭了任何阶级区分的共产主义社会。第四十九节 实现工人阶级权利的物质条件资产阶级民主最主要的骗局之一就是它只给予皮相的权利；法律条文上规定，工人可以完全自由地选举国会，他们拥有和雇主一样的权利（说什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可以自由地结社、集会、出版任何报纸、书刊等等。有些人认为这就是“民主的本质”，并声称这里是一切人、全体人民、全体公民的民 主，而不是象在苏维埃共和国那样。首先需要说明，实际上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并不存在。这是一百年前的事情，而现在资产阶级老爷们早已把它废除了。美国在这方面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例如美国在战争期间公布了这样的法律：禁止辱骂总统；禁止辱骂盟国；禁止说美国和盟国参战具有卑鄙的物质动机；禁止宣传过早的和平；禁止公开谴责美国政府的政策；禁止称颂或赞扬德国；禁止宣传推翻现存制度，消灭私有制，阶级斗争等等。违者得被叛处三至二十年的苦役。一年期间因违犯这些条文而被捕的工人就有一千五百人左右。“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整个工人组织均遭破 坏，部分领导人被杀害。1917年夏天亚利桑那铜矿罢工可以说是所谓“罢工自由”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次罢工中，工人们遭到枪杀、鞭打，全身被涂上沥青；大批大批的工人家庭被迫出走，沦为乞丐。再以勒德洛（科罗拉多州）的洛克菲勒采煤场的罢工为例，当是洛克菲勒（银行家）的雇佣军枪杀和烧死了数百名男女工人。在美国，尽管国会是在普选的基础上选出来的，但是它却完全是按照托拉斯大王的命令行事；几乎所有的议员都被他们收买过去。一批无冕的皇帝控制着一切：洛克菲勒是银行、石油、粮食、牛奶大王；摩根是银 行，铁路大王；施瓦勃是钢铁大王；；斯威夫特是肉类大王；杜邦是在战争中发了大财的火药大王。无须多 说，洛克菲勒一小时就能得到一万美元（一美元按战前计算约等于两卢布）；他举行一次宴会就要花去一千一百万美元。有什么东西能抵挡得了这样的势力呢？施瓦勃和洛克菲勒一伙人就这样在“民主”的幌子下掌握着一切！但是，即使实际上存在这样的民主，那么同苏维埃政权相比，它也分文不值。因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重要的不是要有纸上的权利，而是要有行使权利的可能性。而在资本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全部财富都为资本家所有。即使根据法律条文规定工人可以举行集会，那他们也找不到场所。例如，由于大资本家的煽惑或者本人对工人的仇恨，所有的小饭店老板都不肯提供场地，结果事情只好罢休。再例如，工人想出版报纸，而且他们也有这个权利。但是要知道，为此需要金钱、纸张、办公地点、印刷厂等等。而所有这些东西都在资本家手里。资本家不提供，结果又是一场空：什么也做不成。靠工人赚的几个铜板是积攒不起多少钱的。结果资产阶级拥有几百万份的报纸，可以天天随心所欲地欺骗人民，而工人，虽然他们在法律条文上也有“权利”，但是实际上却什么也没有。资产阶级民主下的工人“自由”的实质就在这里。这些自由只是停留在纸上，正如人们说的那样，它们是“形式上的”自由；实质上这里没有任何自由，因为这种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这里的情况也和一切生活领域里的情况一样。按照资产阶级的学说，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老板和工人是平等的，因为存在着“合同自由”；老板愿意雇用工人，工人可以愿意、也可以不愿意受雇。但是要知道，这只是写在纸上的！实际上老板既有钱又吃得饱，而工人既挨饿又受穷。他不得不受雇于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平等呢？尽管纸上写有这种平等，但富人和穷人之间是不可能平等的。所以在资本统治下，“自由”实际上只是一纸空文。相反，在苏维埃共和国，工人阶级的自由首先在于提供了实现自由的可能性。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中直截了当地指出（第2篇第5章）：“第14条 为保障劳动者享有真正的发表意见的自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取消资本对出版物的控制，把出版报纸、书籍和一切其他印刷品所需要的各种技术设备和物资交给工人阶级和贫农支配， 并保证这些出版物在全国自由传播。第15条t为保障劳动者享有真正的集会自由，俄罗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除承认苏维埃共和国公民享有自由集会、游行等等权利外，还把一切适合举行民众大会的场所，连同陈设、照明和取暖设备，交给工人阶级和贫农支配。第16条t为保障劳动者享有真正的结社自由，俄罗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摧毁了有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从而扫除了至今仍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阻挠工农享有结社和行动自由的一切障碍，并且尽可能在物质方面和其他方面协助工人和贫农联合组织起来。第17条 为保障劳动者真正能够获得知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任务是使工人和贫农受到充分全面的免费教育。”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自由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自由之间的巨大差别就在这里。在这方面，苏维埃政权和我们的党做了很多事情。贵族的高楼大厦、剧院、印刷厂、纸张等等，——现在一切都属于工人组织和工人国家政权所有。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用一切方法帮助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落后阶层行使他们的权利。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我们应当沿着既定的道路不断前进，并且千方百计地扩大工人自由的物质条件。这就是说：尽可能寻找和新建一些新的场所，建立新的印刷厂、新盖工人文化宫等 等。另一方面，就是要向落后阶层说明，由于愚昧落后和文化水平低，既有的条件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第五十节 劳动者不分性别、宗教和种族一律平等资产阶级民主口头上宣布了一系列自由，但对于被压迫者来说，这些自由是神秘莫测和高不可攀的。顺便说一句，资产阶级民主不止一次地宣扬人们不分性别、宗教、种族和民族一律平等。它夸口说，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男人和女人，白种人、黄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佛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等等一律平等。事实上， 任何这样的平等资产阶级也没有实行过。相反，在帝国主义时代，到处都在拼命地强化种族压迫和民族压迫（关于这一点详见下一章）。甚至对妇女，资产阶级民主也从来没有实行过任何平等。妇女仍然是无权的生物和家畜，是供男人使用的床上用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女工特别受压迫，处在无权状态；她们在各个方面的权利，甚至比资产阶级允许男工所享有的那些少得可怜的权利还要少。妇女的议会选举权只在两、三个国家里存在；在财产继承方面，妇女只能得到最少的一份；在家庭关系方面，她们总是从属于丈夫，总是无辜受过；总之，在资产阶级民主下，到处都实行着一套酷似野蛮人的制度，对妻子就象一件东西，玩偶或者役畜一样，可以进行交换、买卖、处罚、或者偷窃。“母鸡不是鸟，老婆不是人”——在奴隶社会里就是这样认为的。这种状况对无产阶级极为不利。在本书的第一部分里我们已经知道，妇女在工人的总数当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不言而喻，如果无产阶级的两部分之间存在着不平等，那么，无产阶级的斗争也就会非常软弱无力。没有女性无产阶级的帮助，总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劳动的解放”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应该使男女两部分无产阶级成为完整的战斗的集体，并通过实行平等来使这个集团更加巩固，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利益所在。苏维埃政权第一次在生活的一切领域里实行这样的平等；在婚姻、家庭关系，政治权利等等方面，现在妇女同男子处处都是平等的。党的任务是促进这种平等的实现。这里首先需要不断向广大劳动者阶层说明，奴役妇女对他们是非常有害的。甚至直到今天在工人当中还把妻子只看作是“老娘们”；在农村，当“老娘们”也起来从事公共事业的时候， 常常遭到讥笑。在苏维埃共和国，妇女劳动者拥有同男子一样的权利，她们可以选举各级苏维埃和被选进苏维埃，可以担任任何委员的职务，在军队里，在国民经济中，在国家管理机关里，执行任何工作。但是，我们的女工比男工落后得多。而且很多人也看不起她们。这里需要进行顽强的工作：在男子当中，要使他们不再给妇女劳动者“挡路”；在妇女当中，要让她们行使自己的权利，不胆怯，不腼腆。要记住：我们应该使甚至每一个厨娘都学会管理国家。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最重要的不是把权利写在纸上，而是要有可能实现这些权利。如果妇女劳动者忙于家务劳动，跑市场，排长队，洗衣服，看孩子，被这些家务事忙得不可开交，她们还怎么能去行使自己的权利呢？苏维埃政权和我们党的任务应当是设法减轻妇女劳动者的家务劳动，把她们从这种旧时的和落后的关系中解脱出来。组织设有中心洗衣站的家庭公社（不是在那里互相骂架，而是在那里过真正人的生活）；组织公共食堂；组织托儿所、幼儿园、运动场、儿童夏令营，开设具有儿童公共伙食的学校等等——有了这些就一定能减轻妇女的负担，使她们有可能从事一切男性无产者从事的事业。当然，在破产和饥荒的日子里，很难把这件事做得尽善尽美。但是，党应当尽到一切可能，以便使女工也能参加公共的工作。关于民族、种族平权等等需要看下一章。在这里，我们只引用我国宪法中有关这个问题的某些段落（第2篇第5 章）：“第20条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从各国劳动者的团结出发，对于居住在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的外国人，只要他们从事劳动，属于工人阶级或属于不使用他们劳动的农民阶级，均给予俄国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政治权利，并授权地方苏维埃不经过任何繁杂的手续，给予这些外国人以俄国公民权。第21条t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于一切因政治罪名和宗教罪名而受到迫害的外国人，给予居住权。第22条t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承认一切公民不分种族和民族均享有平等的权利，同时宣布，凡是在这方面建立或容许某种特权或优待，以及压迫少数民族或限制其平等权利，都是违反共和国根本法的行为。”第五十一节 国会制度和苏维埃制度在一些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最高首脑机关是所谓的国会。这是一个通过某种方法选举出来的机构： 有的国家，只有富人才能参加选举，有的国家，也准许部分穷人参加选举，有的国家，所有达到一定年龄的男子都可以参加选举，还有的国家，妇女也可以参加选举。但是，甚至在那些根据普选权选举国会的地方，国会的首脑即多数人也都是资产阶级安插的人。为什么到处都是这样呢？读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一切之后，这是不难理解的。我们看到，在国家占人口多数的工人享有发言权。但我们也看到，一切财富都在资本家手里，所有的报纸也都在他们手里，他们有集会的场所，有为他们效劳的画家、印刷厂、大量的纸张；宣传家们在从所有的讲坛替他们说话；我们也看到，穷苦工人整天疲于奔命，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集会，资产阶级的钻营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各种各样的律师、记者、演说家）在工人中间乱窜，他们提出一些似乎很体面的口号，对工人进行恭维笼络；我们看到，辛迪加老板甚至不惜花费巨大钱财来收买原先是正直的工人当选者，给他们地位，在报纸上对他们大事颂扬等等，等等。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甚至在这样一些国会里大多数也都是资产阶级、金融资本、银行大王的秘密的或者公开的代理人。因此，要选举劳动群众自己的人是很困难的。而既然当选为国会议员，——那就一切都完了：那时他就看不起自己的选取民了，因为在三、四年之内，他是有保障的。他用不着他们了。他把自己出卖给各个方面。然而又不能罢免他，因为根据法律是不允许的。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会制度下，情况就是这样。在苏维埃共和国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在这里，寄生虫——商人和工厂主，高级僧侣和地主，将军和富农——没有发言权。他们没有选举权，也没有被选举权。因此对于工人和贫民来说，选举是很简单和很容易的。而且在这以后，任何一个当选的苏维埃代表都能被他的工人选民罢免并由另外的人来接替他的位置。如果代表失职，背叛了自己的旗帜等等，他就可能被罢 免。这种罢免权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象在苏维埃共和国行使得这样广泛。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国会是个“清谈馆”；议员们唯一要作的事情就是进行辩论和发表演说。真正的实际性的工作是由官员、部长们来做的。国会还批准法律并通过咨询来“监督”部长，投票表决政府提议。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立法权在国会，而执行权却在内阁。因此，干事情的不是国会：国会和它的议员只限于清谈。在苏维埃制度下，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苏维埃代表大会是最上层的即最高的机关。宪法中指出：“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它一年至少应当举行两次会议；它要对自己的工作作出总结和通过适当法案，但是，代表大会的所有代表，这不是专业空谈家，而是做日常工作的“实干家”。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大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它同时既颁布法律，又“发布命令”；它既掌握执行的权利，也掌握立法的权利；它的分部是各人民委员部；它的委员分别在这些委员部里工作。所以，中面执行委员会是一个办事机构。无论是中央执行委员会，还是任何其他的苏维埃机关都和很多群众性的工人组织有密切的联系，并依靠它们进行工作：苏维埃机关依靠共产党，依靠工会，依靠工厂委员会，依靠合作社。这些组织拥有几千万劳动者，他们都双手支持苏维埃政权。劳动群众通过这些组织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人的共产党或工会把自己信任的人派到各种岗位和担任各种职务。可见，优秀工人到那里去不只是说话，而是去管理。在所谓的民主共和国里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在那里，工人选取民只是投了选票，就万事大吉了。正如资产阶级对他们说的那样，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公民义务”，至于别的就用不着他多操心了。这里是一场很大的骗局。为什么？仍然还是我们前面所知道的那个原因。在纸面上，似乎工人“参加了”什么，而实际上，他们完全与此无关；管理一切和决定一切的是一帮专门的、同群众没有联系的资产阶级官吏即所谓的官僚。管理机关脱离了群众，群众和它毫不相干。在十六或十七世纪以前，国家的官吏只是从贵族中委任。随着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职业官吏。在现代，这种职业官吏主要是从所谓的知识分子当中招募，而上层官吏是由大资产阶级推荐的。甚至连那些小官吏也是用忠于强盗国家的特殊精神来培养的，其中最有才华的人都得到官衔、勋章、爵位，即所谓的“职务升迁”的机会。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这些先生们身上都浸透着对“平民百姓”的鄙视心理。这些官吏的数量及其增加的情形是怎样的，可以从下列数字（我们引用奥尔舍夫斯基《官僚制度》一书中的数 字）来判断：在奥地利，1874年官吏的数量约为二万七千人，1891年为三万六千人，1900年为十六万九千人；在法国，1891年这种公务官吏已经有一百五十万人（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在英国，1891年约有一百万人（百分之二点六）；在美国，1890年约有七十五万人，等等。甚至资产阶级作家奥尔舍夫斯基也认为这个阶层有以下基本特性：刻板和保守；文牍主义；打官腔；琐碎。但是，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恰恰是这些官吏在进行管理。我们重复一遍，高级官员主要是从大资产阶级和贵族地主圈子里招募的。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事情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在苏维埃共和国，群众不但参加选举（而且选举的不是卖身投靠的律 师，而是自己人），而且还参加管理，因为苏维埃和几十个其他的群众性工人组织都参加了这个管理。至于苏维埃本身，连它们的选举本身也都考虑到同群众的联系。因为选举苏维埃不是按区域，而是按工作地点（按工厂等等），或者按所谓“生产单位”进行的。通过共同劳动而团结在一起的人们选举自己的委托人、自己的“代表”。苏维埃政权就是这样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这是一种最高的、最民众化的民主形式。党的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呢？总的路线是很清楚的：这就是要在越来越广阔的范围内实现无产阶级民主，使在职的公务人员（代表当选人等等）更接近群众；吸收越来越多的群众直接参加管理；最后，要让千百万人来监督自己的代表和他们的工作。公务人员应当尽可能广泛地负起责任和报告工作的情况。这一切任务的实现需要进行巨大的工作。在这里会遇到大量的实际障碍。必须克服所有这些障碍，争取达到国家机关和积极建设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和农村贫农群众的充分的、亲密无间的团结。第五十二节 军队和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和任何国家政权一样，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自己的陆军和海军。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军队是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和保护资产阶级的钱包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军队即苏维埃共和国的红军， 是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阶级目标服务的。所以资产阶级军队和无产阶级不管在本身的状况上还是在政治权利上，都有着深刻的区别。资产阶级只能撒谎说，它使自己的军队立于“政治之外”。事实上，它是在保卫“全民族利益”的旗号下，把军队变成自己强盗政治和反革命政治的工具。它竭力把军队和人民分开。它千方百计地阻挠士兵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在苏维埃共和国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第一，在这里，无产阶级公开声明，我们的军队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的阶级斗争的工具。第二，在这里，国家运用一切办法促进军队同人民打成一片；工人和红军战士共同组织自己的苏维埃（所以被称为“工人和红军士兵代表苏维埃”）。工人和红军战士上同一些学校，一起听课，出席集会，参加示威游行。工人和红军战士不止一次互赠战旗。在苏维埃国家里，国家不是别的，而是劳动者的伟大共和国，只要红军同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团结统一得到保证，就一定能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工人阶级同军队，军队同工人阶级，越是打成一片，我们的战斗的革命力量就越巩固，很清楚，我们的党应该支持，发展和加强这种关系。经验已经证明了军队同无产阶级组织的关系对军队的影响。只要回想一下1919年夏季对高尔察克和同年秋季对邓尼金的反击就够了。这些反击之所以能获得胜利，就是因为党内、工会组织等等方面的工人同志帮助了军队，密切了同军队的关系，参加了军队的工作。因此，无产阶级的红军是真正的，而不是口头上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它是按照劳动者意愿建立起来的，为劳动者所组成，同劳动者保持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通过自己在苏维埃的代表管理着国家。它不是某种独立的东西，而是同样的工人阶级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前进的农村贫农。它同后方的劳动者生活在一起。不断加强这种关系是我们党必须完成的任务。第五十三节 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我们的革命是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在这里，无产阶级起着先锋作用、领袖作用。无产阶级是最团结和最有组织的阶级。无产阶级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的生活条件使它形成了正确的共产主义观点，给它指明了正确的目标和通向这个目标的正确的道路。因此，无产阶级是整个革命的领导者和领袖是毫不奇怪的。农民（中农，甚至一部分贫农）不止一次地表现过动摇。只有跟着无产阶级走，他们才能有所成就。反之，如果他们与无产阶级背道而驰，那就一定会受到某一个邓尼金、高尔察克或其他地主、资本家和将军的蹂躏。无产阶级的这种领导作用、领导意义，甚至在我们的苏维埃宪法中也有反映。根据我国法律，无产阶级在政治权利上占有某些优势。例如，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规定城市工人的代表要比农民代表多。宪法中有下列一些相应的条款：“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应由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州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组成，市苏维埃选出的代表按每二万五千选民选举一人的比例产生，州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的代表按每十二万五千居民选举一人的比例产生。”（第3篇第6章第25条）“各级地方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组织方式如下，1.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市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县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组成。县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的代表按每二万五千居民选举一人的比例产生，市苏维埃选出的代表按每五千选民选举一人的比例产生，但是全省代表不得超过五百人。如果在省苏维埃大会召开之前刚召开了州苏维埃代表大会，则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州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其比例与县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代表的比例相同。2．州（专区）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市苏维埃代表和乡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组成。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的代表按每一万居民选举一人的比例产生，市苏维埃选举代表按每二千选民选举一人的比例产生，但是全州（专区）代表不得超过三百人。如果在州苏维埃大会召开之前刚召开了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则州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县苏维埃代表大会（而不是乡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其比例与乡苏维埃代表大会产生的比例相同。”（第3篇第10章第53条）诚然，在城市里代表是按选民的比例产生，而在农村则按全体居民（这里不但有劳动者，而且包括富农、神父、农业资产阶级等等，同时还包括没有选举权的儿童）的比例产生的。这就是说，城市工人对农民的优势完全不是象初看起来的那样大。但是优势毕竟无疑是有的。宪法上所确定的这种优势只反映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情况，即城市里团结起来的无产阶级领导着分散的农村群众。我们党的任务是要首先阐明这种优势的暂时性。随着更多的落后农村群众受到教育，在他们在经验中确信工人路线的正确和益处之后，当他们感到他们不能和资产阶级同路，而只能和无产阶级同路的时候，不言而喻，这种不平等就会成为过去，因为那时在实际生活中不平等的现象也就不存在了。我们党的责任就在于要运用无产阶级的这种优势，以便尽可能有力地影响农村，把先进工人同农民结合起来，从而使农村贫农受到革命教育。为工人阶级保留这些优势不是为了使它固步自封和与农村隔绝，相反，是为了工人阶级通过使用这些优势，通过它在苏维埃和整个国家管理机关中所占的很大的比重，使自己同农村联系起来，促进无产阶级同中农和贫农的同志式团结，并把他们从富农、神父、从前的地主的影响下解脱出来。第五十四节 官僚制度和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作为一个新阶级——无产阶级的政权，是在旧的资产阶级的政权的废墟上组织起来的。在无产阶级组织自己的政权之前，它摧毁了异己的、自己敌人的政权。在苏维埃政权的帮助下，它彻底粉碎和摧毁了旧国家的残余。无产阶级摧毁了旧的警察、侦察机关的残余，宪兵、沙皇资产阶级的法庭及其检查官和雇佣保镖；清理了大量旧的办公机构，废除了资产阶级内阁及其官员等等。在这里，无产阶级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党的总任务又是什么呢？我们党的总任务又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边，即在本书的第一部分里已经谈过。这个任务在于，要使群众本身来取代旧官吏的地位；要使全体劳动居民插手管理事业（轮流值勤，有些职务任期可以短些，有一些可以长一些）。但是我们在这里碰到一系列非常严重的困难。第一，城市里的落后阶层不发达、愚昧、胆怯、而农村则更甚。积极、活跃、勇敢、分析能力很强的“先进分子”只是人数不多的一个阶层。其他的阶层刚刚在起步赶上。但也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还害怕担任工作，很多人还不了解自己的权利并且还没有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这也毫不奇怪。多少世纪来被宰割和被压迫的群众根本不可能由半野蛮状况一下子就转到管理国家上来。最初涌现出来的最先进的、最发达的阶 层：例如彼得堡的工人就是这样，到处都可以遇见他们；他们常常是军队里的政委、工业的组织者、农村里的“执委”、宣传员、最高苏维埃机关成员、报告员。其余的群众也渐渐有所转变，涌现一批新人，他们代替了先前的人，并且自己也在慢慢学习。但是，不言而喻，文化水平普遍很低，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第二，缺乏管理技能。这甚至也涉及到一些优秀同志。要知道，工人阶级是第一次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它从来没有管理过，也从来没有学习过管理事业。相反，沙皇政府，包括古契柯夫-克伦斯基的短命政府在内，数十年来一直都竭力设法不让无产阶级参与这件事。因为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国家不是教育的组织， 而镇压工人的组织。很清楚，现在，当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以后，它要在实践中学习，会不止一次地犯错误。它会在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然而它仍然会犯错误。第三，旧资产阶级专家。无产阶级不得不使用他们。无产阶级使他们服从于自己，强迫他们工作，挫败他们的怠工。无产阶级最终一定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把他们彻底改造过来。但这些人暂且还常常保持着一套自己的旧习惯和旧方法：看不起群众，脱离群众，自行其是，文牍主义、办事拖延等等，这些也传染给了我们的人。第四，吸收优秀力量入伍。在国内战争最艰苦的条件下，部队急需特别忠实、正直、勇敢的战士，这就不得不把自己最优秀的人派往前线工作。这样一来，后方原有的先进分子就越来越少。所有这些情况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不可想象的困难，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苏维埃内部官僚主义的局部滋生。这对于无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无产阶级摧毁旧的官僚国家并不是为了使它从下面再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党应该努力防止这种危险。要防止这种危险，只能靠吸收群众参加工作的办法。当然，最主要的，是要普遍提高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教育群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但与此同时，也必须采取一系列其他措施，我们党在这方面建议：必须吸收苏维埃的每一个成员来完成国家管理方面的一定工作。苏维埃的每一个成员不但应该讨论一般措施，而且自己应该参加一项社会事业，也就是说，应该担任一项社会职务。经常不断地变换工作。这就是说，一个同志应当过一定时间变换一个工作，并逐渐熟悉所有最主要的管理部门。他不应该成年都呆在同一个地方，因为那样他自己也就可能变成一个官僚；他应该在熟悉一个地方之后，再转到另一个地方。最后，党建议把不断吸收全体劳动居民人人参加国家管理的工作当做工作的总方针。这一点实质上是我们的政治基础。我们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例如，在彼得堡曾经有上万名无产者参加了对资产阶级的搜查；几乎所有的工人居民都担负了保卫城市的责任；女工代替男人担负起民警工作。比如说，在苏维埃里，可以吸收非苏维埃的成员做助手，让这些人轮流视察执行委员会或各部门的工作；在工厂委员会和工会里也可以这样做，使全体工人都能轮流地担任这些工作。总之，我们应该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哪种形式更为合适，这将由实践来证明）继续沿着巴黎公社的道路前进：简化管理事务，吸收群众参加，消灭各种各样的官僚主义。群众参加得愈广泛，无产阶级专政消亡得就越快。当所有的成年人和健康人都毫无例外地来参加管理的时候，任何官僚制度的最后残余就将消失。有了这一点，再加上反抗的资产阶级的消失，就将埋葬掉任何国 家：人们管理的将不是人，而只是物：机器、建筑物、机车、仪器。这将是完全的共产主义制度。在取得对帝国主义者的完全胜利之后，国家的消亡将会是特别快的。现在，在残酷的国内战争期间， 我们还必须按照战争的轨道来建设我们的一切组织。因此，苏维埃政权的机构也如此进行了改组。有时甚至没有时间召开苏维埃会议。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照例是执行委员会决定。这种现象是由于苏维埃共和国的战争状态造成的：我们这里不是一般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军事无产阶级专政：共和国是一座武装起来的营垒。当然，不会永远这样，一旦我们一切组织不再需要军事体制时，这种情况就将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