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容器

（论如何把自己吃饭的癖好和要求包装成有模有样的文字。这篇文章其实无外乎在说这么几件事：1 我喜欢吃干饭 2 我要吃新鲜少油又便宜

（论如何把自己吃饭的癖好和要求包装成有模有样的文字。这篇文章其实无外乎在说这么几件事：1 我喜欢吃干饭 2 我要吃新鲜少油又便宜的蔬菜 3 我要逼自己做饭。）

三个容器其实是指三个碗或盘子。我希望将来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要使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容器，那样才是有尊严的生活。

曾经我以为米饭和菜肴一定要分盘装，是江南地区的强迫症。但是上了大学以后，北方同学对盖浇饭的吐槽让我惊喜万分。原来被“菜是菜、饭是饭”观点所影响中国人比我想象的要多。如果菜和米饭没有分盘装，那么总会有酱汁浸染到米饭，米饭就起不到原有的作用了。面对一盘饭菜不分的盖浇饭，总是隐隐有一种不被尊重的感觉。似乎自己完成了漫长又艰苦的学业，为社会贡献着一份微薄的价值，却总是吃不到一顿同等微薄的饭。又恍惚觉得新中国的历代建设者们在完成了工业化建设，正在努力建设信息化的同时，先前解决居民饮食所建立的基础已经遍布裂痕。

米饭是朴素而圣洁的食物。带着被唾液中的酶转化出的丝丝甜味，一口平衡了颗粒感和糯感的米饭可以恰到好处的洗去上一口菜肴的余味，让口腔和舌头做好下一次味觉探险的准备。在等待着可以让我从餐后到睡前都心情愉悦的晚餐时，我总是喜欢等菜都上齐了再开动。尝一道菜，吃一口饭，再尝另一道菜。每一道中国菜都是完整独立的，主次分明的。即使是最普通的家常菜也是经过了千万人长时间的改良，获得认可，印刻在地方文化里。菜与菜，就像独立的人与人，强行融合会有冲突，需要米饭架起沟通的桥梁。

长大后我发现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种一口菜，一口饭的饮食习惯。和一些从小富养的女孩同桌吃过饭，令人惊奇的是她们总是弃米饭于不顾，将一桌子菜品尝过一遍后填饱了肚子，再秉着“要吃点主食”的祖训勉强扒两口米饭。我将这种饮食习惯称作大小姐吃法，与她们事事索取，最后再躲进传统观念的庇护的性格浑然天成。当然这只是腹诽，万不敢抛上餐桌。至于我的习惯是不是穷小子吃法，我也想不明白。如果将来“有幸”娶了个富家小姐，恐怕只能我吃我的，她吃她的，看看孩子最后愿意学哪个。

出生在中国自然条件最好的区域，从小到大就把饮食稳定而丰富当成了生存必须的要素。即使硬要简化饮食，正餐中大米和新鲜的蔬菜也是万万不能少的。但现今在大城市吃新鲜蔬菜的成本实在是有些高。快餐店里愈来愈多得出现了在炒青菜里放蒜泥的情况。汉地十八省中，偏西北的那几个口味比较重，喜欢在任何菜里加各种各样的调味品。餐馆假借迎合他们的口味，在本该清炒的蔬菜里掺入调味品，掩盖其不新鲜的事实。又或者因为西北省份因为产出不如江南丰富，无法支持江南地区那种对新鲜的追求，转而追求调味，而餐馆只不过是有样学样而已。

还有一些餐馆，硬将三两颗西兰花和几片生菜叶子和其他食物塞进一个盘子里，用两三抹绿色的点缀来宣告他们已经提供了营养均衡的一餐。这样的情况多见于打着东亚热带区域或者日韩名号的餐馆。这些偏居于中华文化版图边缘的地区，物质匮乏，却将他们的饮食用他们曾经的、暂时的经济优势包装了一下，来到中华文化灿烂的中心耀武扬威。人们尝试新鲜事物的行为无可厚非，但看到曾经的江南菜系被这些体系不全的入侵者挤压的东躲西藏，令人沮丧。我总是用“饮食文化倒灌”来指代这一现象。在这一现象中，最不能让人忍受的是人们似乎渐渐放弃了对蔬菜的要求。那些物质匮乏地区，饮食的体面标准与我们是不同的。在饭后需要冲泡野菜粉来补充维生素和纤维，本该是令人心酸的行为，在江南地区居然仿者甚众，这不免让人疑惑：是江南的蔬菜也匮乏了吗？

种菜的成本几何，我也没有概念。蔬菜能否用极低的人工成本培育，去国外并不能找到经验。老美的概念里，蔬菜的种类屈指可数，但在中国，光叶菜的种数就超过了他们蔬菜的种数。我的确看到无数父母辈的人在坚守着种菜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车位租金高昂的小区，利用绿化的边角种满蔬菜。在自家别墅的小院里挖地三尺铺上泥土再种满蔬菜。甚至发动全家老小和宠物犬，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样的坚守令人感动，受惠的是我们这群五体不勤的年轻人。但就像香港街头一些质量上乘、价格亲民的小店，都是被老港人经营着。用的是自家的店面，要付租金的话是不可能支持下去的。这样的店少一家就再也回不来，就像内地用业余时间种菜的老一辈，少一个就再也回不来。

滚滚向前的市场化进程打碎了集体，把个人原子化。原子化的人们开始了千万个独居的生活，而在独居生活里，自己做饭是效费比极低的一件事，因为为一个人负责晚餐和为一个三口之家负责晚餐，所付出的劳动是差不多的。但，如果时间没有交给伟大的事业，至少应该自己做饭。餐馆已经放弃了蔬菜，那只能自己来坚守对蔬菜的要求。外卖会让人滑向懒惰的深渊，渐渐淡忘什么是有尊严的生活。

一碗米饭，一盘新鲜的蔬菜，和一碗汤，这是我，作为一个喝长江水长大的人，对饮食尊严的理解。